28圈

巩固与深化 不负更高期待

“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呼唤新作为，面对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未检工作该何去何从？

2012年5月，第一次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召开。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最高检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通知》《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等规范性文件，促进了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福利政策的落实。

此时，最高检虽然设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指导处，但该指导处是设在公诉厅之下，并不是一个专门负责未检工作的内设机构。是否要设立专门的未检机构开展工作呢？最高检给出肯定回答：要。为此，最高检持续发力：

2015年12月，最高检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成为首个设立独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部门的中央国家机关。未检工作办公室成立后，有效整合了原来分散在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的未检工作和司法资源，未检工作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逐步向其他领域扩展。

2018年12月，最高检成立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截至2019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28圈 均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至此，全国未检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

2018年，是未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除了机构独立，还诞生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制度：“一号检察建议”与“强制报告制度”。

“一号检察建议”是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的一份检察建议书。根据办案中发现的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了检察建议。因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检察建议，它又被称为“一号检察建议”。

“一号检察建议”为整个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在深化。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2.2%和9.8%，涉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双下降”趋势。

2018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联合萧山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这是全国首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明确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伤害、死亡等情况时，应及时报案，隐瞒则追责。

从一区到全国，强制报告制度仅用了两年时间。2020年，最高检、国家监委、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

2021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写入其中，强制报告从一项制度机制上升为国家法律规定。

2026年，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这充分彰显了强制报告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项工作的巩固与深化，从来不止于制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2016年10月，中国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这是首个从事未成年人检察综合理论研究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此后，聚焦未检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等问题，未检理论研究不断加强：最高检与三所高校合作共建三个理论研究基地；《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出版；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主管单位变更为最高检……一批批的未检理论研究成果，持续为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持。

经历了萌芽探索、快速发展、持续深化等不同阶段的未检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全面提升。

2020年1月，最高检召开第一次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同年4月，最高检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确立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水平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具体举措。

这一时期的未检工作更加注重“融通发力”。当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后，促推“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便成为未成年人检察尤为重要的事。2021年6月，最高检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制发《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大力推动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2021年10月，最高检联合团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的通知》，在全国80个地区部署开展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工作。2024年7月，最高检联合公安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印发《关于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的意见》，强化未成年被害人保护。

当这些制度机制融入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时，背后是一个个被“打捞”起的少年。

2024年，最高检明确提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要求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和提前预防有机结合等方式，综合运用司法办案、法治教育、完善机制、协同共治等各项举措，一体推进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努力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态势。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宾看来，“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是检察机关践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检察机关依法办案，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对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等，依法从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介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为加强针对性指导和类型化预防，2026年2月，最高检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 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意见》，推动构建集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有效治理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协同发力、融合共治。“一路走来，未成年人检察始终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头等大事。今后，我们仍将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促进‘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表示，检察机关将继续做实做优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努力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蓝天。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回首来时路，未成年人检察从不起眼的“少年起诉组”，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路探索，砥砺前行。展望新征程，未成年人检察必将站在新的起点上，与时代同行，与少年共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