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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务|刘珂、张福坤: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理论逻辑与价值体系
时间:2026-11-22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大 | 中 | 小】

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理论逻辑与价值体系


摘 要: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是既有法律监督、公共利益代表和司法协同职能在跨境事项中的具体展开,而非创设独立的域外检察权。其理论逻辑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涉外延伸、公共利益代表功能的涉外展开及涉外司法协同中的职能定位。基于检察机关法定职能和海外利益保护要求,可将其价值体系概括为:以发展与安全为统摄价值,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境外主体合法权益的协调保护为目标价值,以程序正当和国际协同为保障价值,并通过跨境管辖协调、追诉救济程序保障和涉外经营风险治理等机制加以落实,实现海外利益的依法协调保护。


关键词:海外利益 涉外检察 价值体系





全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建立诉求响应和保护救济制度,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随着跨境活动不断拓展,犯罪追诉、资产追缴、涉外争议等问题日益复杂,海外利益司法保护成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议题。2026年检察机关首次举办“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研讨会,亦将上述部署作为涉外检察履职的重要背景。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刑事追诉、诉讼监督、公益保护和国际司法协助等职能与海外利益保护密切相关。但检察机关介入并非创设独立的“域外检察权”,而是在相关事项依法进入我国法秩序后,依照法定职权开展追诉、监督、协助和公益保护,并尊重他国主权和国际规则。


一、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理论逻辑


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需要从其法定职能和制度位置说明参与依据与边界。海外利益虽具有跨境属性,但只有与我国法秩序形成真实、充分联系,才能进入检察机关依法履职范围,其理论基础主要体现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涉外延伸、公共利益代表功能的涉外展开和涉外司法协同体系中的节点定位。


(一)法律监督职能的涉外延伸


法律监督职能的涉外延伸,是既有检察职能随案件和程序跨境化而向涉外司法事项延伸。其监督对象仍限于依法进入我国司法程序的案件及我国司法机关、有关主体的诉讼行为,并不延伸至外国司法机关;监督程序则由国内诉讼向境外取证、司法协助和涉案财产跨境处置等协作环节拓展,不同法域间的程序衔接构成涉外案件办理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管辖、境外证据及外国裁判承认执行等事项,还要求检察机关在国内法、国际条约和相关外国法之间进行规范识别与衔接。


(二)公共利益代表功能的涉外展开


检察机关公共利益代表功能的涉外展开,是对具有跨境公共属性且私人救济不足的利益损害作出司法回应。其关键在于识别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不能仅因事项具有涉外因素、损失较大或者主体特殊即推定公共属性,而应结合利益主体是否不特定、损害是否具有外溢性以及私人救济是否充分加以判断。对于主体分散、证据境外化、救济成本较高的事项,检察机关的介入应定位为对私人救济、行政执法和社会组织保护不足的补充,而非替代权利人、行政机关或者东道国救济机制。对兼具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属性的跨境损害,可依法综合运用刑事追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检察建议和公益诉讼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协同保护。


(三)涉外司法协同体系中的节点定位


海外利益司法保护具有跨部门、跨层级和跨法域特征,检察机关并不统摄全部保护资源,而是在法律监督基础上发挥司法协同节点作用。涉外法治本身具有系统协同属性,检察机关既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与外交、公安、法院及行政机关形成职能衔接,又对境外证据、司法协助以及外国程序结果进入我国司法程序的条件进行审查,实现国内程序与跨境程序衔接。涉外程序兼具国内司法和国际司法属性,因此检察机关的节点作用既体现为程序连接,也体现为监督制约。同时,其介入具有补充性,普通涉外纠纷仍应主要通过诉讼、仲裁等通常机制解决,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也取决于自身风险预防与救济能力。只有在私人救济、行政履职或者公共利益保护不足时,才依法予以司法补强。


二、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价值体系建构


检察机关介入海外利益司法保护具有相应的职能和制度基础,但介入具有正当依据,并不意味着其履职目标和实现方式可以脱离价值约束。本文所称“价值体系”,并非对现行规范中既有价值分类的直接转述,而是依据检察机关法定职能、海外利益保护政策要求及相关研究,对其履职价值所作的体系化提炼。具体而言,以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作为统摄价值,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境外主体合法权益的协调保护作为目标价值,以程序正当和国际协同作为保障价值,形成总体方向、保护目标和实现方式相互衔接的价值结构。


(一)发展与安全的统摄价值


发展与安全之所以具有统摄价值,在于其为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确定了总体方向,并为不同利益和风险之间的冲突提供基本衡量尺度。“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基本原则,同时提出加强我国公民、法人海外合法利益保护、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最高检亦要求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高度推进涉外检察工作。据此,海外利益司法保护既不能以安全保障为由过度干预正常跨境活动,也不能因追求发展便利而弱化必要的风险防范,而应结合利益性质、风险程度、损害后果和司法介入必要性进行具体衡量。对于危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事项,应依法强化司法保护;对于一般经营风险和私人权益争议,则应尊重市场机制和通常救济方式。


(二)多元利益的目标价值


多元利益保护构成检察机关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直接价值目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和《检察官法》第10条均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纳入检察履职要求,由此形成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相协调的目标结构。其中,国家海外利益主要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海外发展利益,不能将普通商业利益泛化为国家利益;跨境公共利益应结合主体不特定性、损害外溢性和私人救济充分程度加以识别,不能仅因具有跨境因素即认定公益属性;境外主体合法权益则可通过刑事追诉、诉讼监督和司法协助等法定方式予以保护,但普通合同纠纷、投资损失和一般经营风险仍应主要依循诉讼、仲裁等通常机制解决。


(三)程序与协同的保障价值


程序与协同是多元利益保护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6条要求人民检察院遵守法定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条则明确要求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在国内程序层面,境外证据审查、跨境追诉、强制措施和涉案财产处置均应坚持职权法定、程序正当和权利保障,不能因案件具有涉外性或者安全因素而降低证据和程序标准。在跨境层面,取证、人员移交和财产执行又往往依赖他国配合,应尊重所在国主权,通过国际条约、司法协助和其他合作机制妥善处理管辖冲突及规则差异。


三、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价值体系的制度展开


价值体系只有转化为具体履职机制,才能发挥规范作用。按照检察履职逻辑,可从跨境管辖、追诉救济和风险治理三个环节展开,分别解决检察机关“能否介入”“如何依法办理”和“如何延伸治理”的问题。


(一)跨境管辖权行使的协调机制


跨境管辖权是检察机关参与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前提,其行使应形成连接点审查、必要性评估、冲突协调的机制。首先,应依据行为地、结果地、主体国籍、财产所在地、协议管辖及其他适当联系等因素,审查案件与我国法秩序是否具有真实、充分联系,避免仅凭主体身份或者抽象利益主张启动跨境程序。其中,“适当联系”虽可弥补传统连接点不足,仍应通过利益衡量加以限缩。其次,具备法定连接点并不意味着必须介入,还应综合考察损害性质、境外程序、证据取得与执行可行性以及当事人程序权利,审慎决定介入范围和方式。最后,对于多国管辖、平行诉讼及境外裁判执行等冲突,应依托国际司法协助和程序协调机制,兼顾我国正当管辖利益、他国主权及程序权利保障,防止跨境管辖过度扩张。


(二)跨境追诉救济的程序保障机制


跨境追诉救济应形成证据审查、权利保障和救济衔接的程序链条。首先,对境外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应结合取证主体、取证地法律和我国程序要求,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实质审查,不得因跨境取证困难降低证据准入标准。其次,在审查起诉、强制措施和缺席审判中,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辩护、质证、救济等权利,特别是缺席审判作为例外程序,更应强化送达、辩护、上诉和重新审理等保障。最后,海外利益保护不能止于定罪追责,还应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追缴退赔、违法所得没收及国际司法协助等程序,推动境内外涉案财产查封、冻结、没收和返还,使刑事追诉结果转化为实际权益恢复。


(三)涉外经营风险的治理机制


涉外经营风险治理应形成风险识别、专项整改和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检察机关办理跨境犯罪、涉企案件、公益诉讼和诉讼监督案件时,可依托案件事实识别经营管理中的风险及漏洞,并通过调查核实、检察建议等方式提出针对性意见,但不得超越法定监督边界。对于案件暴露的数据出境、商业贿赂、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供应链等风险,可依据相关涉外经营规范推动专项整改,促进企业完善经营和内部控制。对于具有行业性、区域性或者链条性的风险,则可通过检察建议、线索移送和案件会商等方式,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及专业机构形成治理衔接,从个案办理延伸至风险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