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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务 | 石磊: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问题审视及优化
时间:2026-11-17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大 | 中 | 小】

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问题审视及优化*


摘 要:数智赋能有助于提升诉讼权利保障监督水平。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规则供给不足、业务与技术融合不充分、专业人才匮乏等,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还面临着数据共享不畅、智能化识别处理能力不强、监督质效不高等问题。应以数字检察战略为指引,通过增强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共识、优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推动业务与技术深度融合、强化业务和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式,以数智赋能推动诉讼权利保障监督能力持续提升。


关键词:诉讼参与人 权利保障监督 数智赋能





全文:




进入新时代,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权利保障的要求日益增长,但随着诉讼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数智化,检察机关以往主要依托人工审查监督的传统方式已难以适应实践需求。2026年初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明确指出,要推动“数字检察”向“数智检察”深化升级,更好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为数智化解决诉讼权利保障监督问题指明了方向。本文结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渝中区院”)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实践探索,剖析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并探索优化路径,以期为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进一步数字化、智能化提供参考借鉴。


一、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内涵与必要性


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是指检察机关通过系统性融合大数据、区块链、通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进行法律监督。从监督内容看,不仅包括对知情权、辩护权、上诉权等权利保障不力的监督,也包括对不依法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扣冻”)等深层、隐形的权利保障不力的监督。


传统的对诉讼权利保障的监督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依附性。其通常依附于不同环节的案件实体办理,由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过程中进行附带审查监督。二是事后性。监督的启动高度依赖于事后当事人的主动申诉,大量的监督线索“沉没”在个案卷宗之中,未能有效转化为监督成效。有必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数据整合、智能研判、流程再造方面的优势,拓展监督维度,实现诉讼权利保障监督从“附带监督”向“独立监督”、从“被动受理”向“主动筛查”的监督范式转换。


二、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实践检视


(一)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渝中实践


1.坚持业务主导,筛选数智监督重点。针对诉讼权利保障监督事项在不同诉讼环节的分散化、碎片化分布现状,渝中区院坚持问题导向,对5年来涉诉讼权利保障监督案件进行综合分析,初步选取当事人知情权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等常见多发的十一项检察监督事项作为数智化监督的重点。


2.强化技术支撑,研发“检护诉权”智能化应用。渝中区院坚持分步推进的智能化发展路径,先行围绕前述重点监督事项开发了“检护诉权”智能化应用,设置线上受理投诉举报绿色通道、侵权线索筛查处置、对侵权违法行为监督纠正以及监督效果评价等四个智能化应用场景。该应用上架具有2600万注册用户的重庆市“渝快办”平台,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通过手机一键申请权利保障监督、实时查询进度、接收反馈结果。


3.持续探索创新,迭代升级主动履职场景。在初期探索的基础上,稳步拓展“检护诉权”智能应用的适用场景。经向最高检申请,实现“检护诉权”智能应用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的数据对接。案件受理等31项重要程序性案件信息,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65类诉讼权利类文书能够自动经“检护诉权”应用向诉讼参与人告知、送达,将监督同步到案件办理的过程中。


(二)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存在的不足


1.数据共享不畅。一方面,相关执法司法单位虽然同意提供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相关数据,但通常不愿提供批量化数据,亦不支持实时共享,检察机关获取数据呈现“逐案沟通、零散获取”的低效状态。另一方面,强制措施审批报告等内部过程性信息,是识别违法查扣冻等实质侵害诉讼权利行为的必要基础,但相关单位通常以“内部管理数据”等理由拒绝提供。


2.智能化识别处理能力不强。一是过度依赖预设规则碰撞比对。具体来说,智能化识别往往先预设规则作为判断基准,将获取的内外部数据按照预设规则进行碰撞比对,最后根据匹配情况得出不同结论及线索。但当业务规则本身包含大量裁量因素时,该种模式难以有效运行。如“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2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应当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是否“充分听取”的判断需要进行裁量权衡,难以设定直接判断规则。二是非结构化数据处置能力不足。对于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等非结构化数据,现有技术在法律语义分析、音视频关键帧提取等方面能力不足,导致“无视犯罪嫌疑人辩解”等深层隐性问题难以被算法捕获。三是人智协同的边界需进一步明确。检察官对模型碰撞比对后得出“无异常”结论的案件,需要人工核查到什么程度,尚没有统一的标准。


3.监督质效不高。一方面,现阶段除刑事检察外,民事、行政检察中涉及诉讼权利保障的监督模型应用整体较少,办理的监督案件也较少,与申诉信访反映出的监督需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另一方面,程序性、浅表层监督多,实体性、深层次监督少。现阶段的数智化监督多是针对权利义务未告知等事项,对于违法查扣冻等需要深入案件具体情境的事项监督较少,导致监督效果与诉讼参与人的期待存在差距。


(三)不足产生的原因分析


1.对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部分检察干警认为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相对于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处于次要地位,应当将有限的数智化法律监督力量投入到更为重要的案件线索发现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实体办理中。相关执法司法单位工作人员对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意义与定位认识不足,接受监督的意愿不强,对数据共享存在抵触。


2.数据共享规则供给不足。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对检察机关依法获取其他单位办案数据仅有原则性规定,对于获取数据的程序、范围、方式、责任等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影响了数据共享的常态性进行。数据格式标准不统一也是影响数据共享的重要因素,各单位的职能属性不同、数据密级不同,收集的数据格式、数据要素点等都会存在差异,导致数据清洗与转换成本较高,影响共享效果。


3.业务与技术融合不充分。对诉讼权利保障的监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据法律规定直接进行监督的程序性事项,如对受案后3日内告知权利义务事项可以直接进行批量化的算法监督。另一类则需要在检察业务与智能技术充分融合基础上进行主观裁量判断,如《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查扣冻的涉案财物,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3日以内解除查扣冻。判断“确实与案件无关”需要在个案中根据查实的涉案财物性质、权属、流转等进行综合分析,一方面这种裁量判断的情境性与算法通常要求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是隐性侵权难以被识别的技术根源,另一方面现阶段智能化技术与业务融合不充分导致对此类监督事项的情境化监督规则提炼、要素识别、模型构建尚未达到智能化监督的要求。


4.法律与技术复合型人才匮乏。数字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兼具专业性和技术性,对检察官的专业能力要求更高。但多数检察官为法律专业教育背景,后期接受检察技术培训有限,与专业院校、科技公司以及其他执法司法单位等技术人才交流沟通也相对较少,对于前沿智能化应用的开发迭代、算法更新等缺乏深入理解,难以从法律监督视角提出有效的功能需求和优化意见,影响了实体性、深层次监督效果的提升。


三、数智赋能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优化路径


(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共识


针对诉讼权利保障监督认知不足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集体学习典型案例、安排参与信访接访等方式,引导检察干警充分认识通过数智手段开展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重要性,强化诉讼权利保障监督与案件实体办理并重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共同培训、共同接访、互派人员交流等方式加强与其他单位的沟通联系,促使相关单位充分认识到检察机关对诉讼权利保障的监督有利于帮助其规范履职办案,提高其接受和配合监督的自觉性。


(二)完善数据规则,优化跨部门数据共享


跨部门诉讼权利保障数据共享不畅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增进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规则机制。一是完善数据共享的适用规则。对于一般性程序数据,可以通过政法协同办案系统与检察机关的数智化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常态化、动态化的共享。对于深层业务数据,可以围绕异常线索排查核实进行个案或者类案调取,有针对性地进行共享。二是逐步统一数据底层结构标准。对案件编号、强制措施类型等核心字段进行统一编码与语义定义,实现不同系统数据的自动清洗、格式转换与质量校验。


(三)推动业务与技术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化监督新发展


一是对裁量性规则进行归纳提炼,基于海量案件对其在不同场景下的判断逻辑进行分析,提炼相应适用规则,作为监督智能化升级的基础。二是整合自然语言处理、光学字符识别等技术,针对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等中的如实记录辩解意见等权利保障问题,进行数据的自动提取、智能关联,为诉讼权利保障监督模型应用迭代升级提供更为全面的数据基础。三是依托DeepSeek等开源大模型,将检察官提炼的业务规则转化为机器可精准执行的指令,并结合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大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微调,构建权利保障监督专属大模型。同时,必须坚守“人主智辅”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监督事项探索适配的检察官核查方式和范围,实现司法责任落实与监督效率提升的平衡。


(四)强化素能培训,培养“检察业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一是构建常态化的数字素养培训机制,结合“四大检察”诉讼权利保障监督的实际需求,开展“业务+技术”融合培训,持续提升检察官的技术素能。二是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的技术人才,并对其加强检察业务专业培训,拓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进路。三是建立跨部门的人才交流机制,推动检察官与一线科研机构、其他执法司法部门的技术人员交流学习,积累诉讼权利保障监督应用开发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