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案件质效管理的表达与实践

张福坤

为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升司法公正和效率，检察机关提出一体抓实“三个管理”（业务管理、案件管理和质量管理）。核心目的是通过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保障检察工作高效、公正地进行。“循名责实”“庶狱庶慎”“委任责成”“勿使淹滞”是中国传统司法质效管理的四大核心理念，可以为现代司法管理提供制度借鉴。

孔子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循名责实”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法律哲学。这一原则强调对照法定职责（“名”）与司法实践效果（“实”）来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其运作逻辑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司法的质效管理体系与责任追究机制。《邓析子·无厚》指出：“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韩非子》认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名”在这些文献中指官职名称、法令条文、规范标准、角色定位等抽象的概念、规定或标签。在司法语境下，主要指法律条文、司法程序规范、官员的法定职责。“实”指实际情况、实际效果、具体行为、具体案件办理的成效。在司法语境下，“循名责实”主要指案件审理的实际过程、判决结果的公正性、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效率效果。这种思想应用于司法，就是要求司法活动须严格符合法律规定和程序要求，并通过考察案件的实际办理效果，进而评判司法官员是否履行了职责。只要整个“司法机器”按照预设的规范和期望运转，就能实现司法公正、高效的目标。同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司法责任认定和实施的前提。

案件处理责任主要包括司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和引用律条责任。《唐律疏议》第487条规定：“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该条文通过阶梯式司法问责机制的刚性来保障审判质效，其核心在于对官吏错判行为实施精准追责。如果枉判无辜，以其所诬陷之全刑反坐；如果轻罪重判，按刑罚加重幅度追责；如果改变刑种，则依差额惩处；如果实施将轻刑拔高至死刑等刑罚升格行为，则反坐全罪。该规定以过错类型化与责任阶梯的设计，将“循名责实”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问责制度。《唐律疏议》第484条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该条文以法律适用精准化为核心构建司法责任框架，要求裁判文书必须完整引用律、令、格、式的正文，违者将处以笞三十的刑责。这项规定通过约束司法者严格遵循成文法依据，杜绝擅断曲解，使得在裁判文书层面具象化为可追责的质效标准。

违背程序责任主要包括刑讯责任、复审责任、违限责任三种。第一种是刑讯责任。《唐律疏议》第476条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该条文以刑讯程序法定化为核心构建司法责任，规定了审判者查明案情时，仅在穷尽所有手段仍无法裁断时，方允许拷讯。此规定通过将“参验”设为刑讯前置义务，在遏制冤滥源头处筑牢案件程序防线。第二种是复审责任。《唐律疏议》第497条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该条文严令死刑执行必须经中央覆奏核准，违者处流二千里重刑，以层级审批制杜绝地方滥权；即使获准执行亦须预留三日缓冲期，违限提前者徒一年，逾期者按日递加杖刑。第三种是违限责任。唐代规定：“凡禁囚，五日一虑。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凡在京诸司见禁囚，每月二十五已前，本司录其所犯及禁时月日，以报刑部。”该制度强制要求五日内复核在押人犯防止冤滞；司法官遇亲属仇嫌必强制回避保中立；全国监狱每月向刑部上报囚犯罪名、关押时长，从而形成中央的动态监督体系。从程序规范的角度看，唐代司法建立了严格的程序责任制度，通过多重约束确保审判公正。这些程序性规定通过明确的操作规范和严厉的违法责任，将“循名责实”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实践。

以上司法官责任制度设计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责任认定精细化，区分不同错判情形；二是追责标准量化，建立明确的处罚尺度；三是注重程序规范，强调法律依据的准确援引。

《尚书·立政》有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这是说，文王遵循不随意干预司法裁断的原则，将职责专属赋予专职官吏，通过考核其执法审慎性实现刑罚精准化。这里的“庶狱庶慎”，指谨慎小心地处理司法案件，即慎罚的意思。在这里，通过权力制衡与专业问责构建了司法管理的制度根基。《尚书·康诰》对此进一步阐释：“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礼记·王制》指出：“刑者， 也，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康诰”以主观恶性与行为模式为裁量基准将谨慎办案的理念具象化：罪小但属故意、惯犯的不可轻纵，罪大若系过失、初犯的可以减轻处理。“王制”以刑罚不可逆为逻辑原点，推导出司法者须以程序极致严谨、证据绝对充分，进而尽心尽力地践行职责。这两点构筑起传统司法“庶狱庶慎”的精神内核。

初审程序分为审判管辖、诉讼代理两种。在审判管辖上，基于分级治理需求，我国西周地方司法机构就按行政层级设置乡士、遂士、县士等职，此类官员可自主审结辖区一般案件，唯重大特殊案件需经司寇批复生效。秦汉则重构为郡县二级司法体系，《后汉书》明确指出这些郡县属官的职责：“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乡级虽有三老、游徼、啬夫调解纠纷与处理轻罪，但因未被纳入正式司法审级，本质上承担基层秩序维护职能。从唐朝到清朝，初审管辖权也是属于县级司法机构，只是更加明晰了各个层级的权力范围。在普通人的诉讼代理上，秦汉到唐宋暂无此项规定，元代之后规定较为细化。《大元通制》规定：“诸老废笃疾，事须争讼，止令同居亲属深知本末者代之。若谋反大逆，子孙不孝，为同居所侵侮，必须自陈者听。诸致仕得代官，不得已与齐民讼，许其亲属家人代诉，所司毋侵挠之。诸妇人辄代男子告辨争讼者，禁之。若果寡居，及虽有子男，为他故所妨，事须争讼者，不在禁例。”这些规定通过限制诉讼主体资格，既防止滥诉，又为弱势群体保留特殊救济渠道，彰显了古代以区别对待实现“庶狱庶慎”的谨慎处罚理念。明清法律沿袭了这一规定。

该程序分为申诉制度、直诉制度两种。从申诉制度来看，古代有乞鞫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以乞鞫及为人乞鞫者，狱已断乃听，且未断犹听也？狱断乃听之。”唐以后不再使用乞鞫这个词，而有服辨制度。例如，《唐律疏议》第490条规定：“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辨。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乞鞫和服辨制度通过特定程序听取当事人异议，深化慎刑慎罚的制度实践。一方面，这迫使司法官当庭核验供证真实性，防范刑讯冤滥；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官责任制倒逼审判质效的提升，以主动防错彰显刑罚的谦抑性。从直诉制度上来看，周代就有路鼓和肺石制度，后世沿用了这些制度。《唐六典》规定：“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惸、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清史稿》则记载：“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也就是说，唐代确立了登闻鼓与肺石双轨制：申诉表章未能上达者可击登闻鼓鸣冤；孤寡老幼等无能力自诉者，则允许立于肺石之下象征陈情。清代的登闻鼓制度更趋精密：顺治初设于都察院，后迁至长安门外并设科道官轮值受理，最终归入通政司专置鼓厅；除常规击鼓申诉外，遇皇帝出巡时准许“叩阍”迎驾直诉。这些制度将非常救济纳入常态化治理框架，使百姓冤抑得以制度性宣泄，避免司法不公累积酿成民变。

“委任责成”理念是中国古代保证司法案件质效的重要法宝。《韩非子》认为：“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揭示了历史规律：官吏腐败时或存良民自治，民众胡作非为之时一定没有依法办事的官吏，故明主必须整饬官吏而非直接管控百姓。因此，委任逻辑要求权力层级下放，责成机制要求以量化标准驱动司法质效，以硬性的考核压缩司法怠惰空间。《资治通鉴》借刘炫之口指出：“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大学衍义补》记载：“是故人君为治，有一事则设一官，用一官则司一事，分曹而异局，委任以责成。”这共同揭示传统司法质效的黄金法则：专业化分权可以避免职权混杂致推诿迟滞，结果问责可以在聚焦终局责任的同时肃明过程干预，文书简省可以提高审理、办案效率。

审判监督的内容包括受理监督和刑讯监督。关于受理监督，汉景帝曾下诏：“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若情涉疑虑，或罪人声冤，或官司挟情出入而应移推者，牒所属监司行，若承报不行，或虽行而不当者，具事因奏。”受理层面的监督是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冤错案的重要防线。汉景帝考虑到人的能力有差异、官员有层级，确立了逐级上报的受理流程，并将其作为受理监督手段，避免基层官员因能力不足或主观因素导致误判。而且其鼓励基层如实上报疑难案件，促使司法官员积极履行职责，不隐瞒、不敷衍。宋代的规定则拓宽了受理监督的触发条件，使监督更加全面，强调将案件移交上级监司处理、监督。

关于刑讯监督，《唐律疏议》对刑讯的条件、程序、违法责任作了具体规定，第474条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宋刑统》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这些规定在刑讯监督这方面都比较有力，对提升传统司法案件质效意义重大。前者明确特定人群不得接受刑讯，要依照证据定罪，从源头限制刑讯滥用，避免冤枉无辜，彰显司法人道；后者规范刑讯程序，限定了拷囚次数、总数、取保条件，还严惩违法刑讯。这些都促使司法官员重视证据收集，依规办案，减少错判，推动司法向更文明、规范的方向发展。

执行监督的内容包括录囚和狱政。在录囚方面，宋代之前皇帝、高级官员录囚比较普遍，宋代地方司法也形成严密的录囚制度。《宋会要辑稿》记载：“诸监司每岁被旨分诣所部点检催促结绝见禁罪人，限五月下旬起发，至七月十五日以前巡遍，仍具所到去处月日申尚书省。”清代嘉庆年间规定：“巡按御史遇有囚犯应辩正者，务要虚心审处，勿以审录官有行，自分彼此，干碍原问官员，一体举究。仍将辩正过人犯起数奏行本院查考。”录囚是古代案件执行监督的重要方式。到了宋代，地方司法形成严密录囚制度，监司按期巡检催促结案，规范了案件执行流程，避免了久拖不决的现象。该诏令要求巡按御史对于存疑、应当辩正的囚犯，不要由于审录官的关系而偏袒、徇私，还要求奏报相关情况以供查考。这些举措增强了对案件执行的监督力度，有效提升了司法质效。

在狱政方面，宋代之后也形成了良好的规制。《宋刑统》规定：“两京军巡及诸州府狱囚，请今后勒逐州府轮差曹官，每半月一度，遍到诸狱，依上件诸条检校。不如法者，具状申举科罪。”清代《钦定台规》规定：“刑部南北二监，皆系重犯，无论贫富，务使一例办理。每月满、汉御史各一人，前往稽察。如有苦乐不均等弊，即行题参，将提牢司狱等官议处，狱卒立拿严究。”古代的狱政制度趋于规范化，宋代要求地方官员每半月巡查监狱，确保囚犯待遇合法，违规者需受惩处，体现了对狱政管理的制度化约束。清代则进一步细化监督机制，规定御史定期稽察刑部监狱，严禁苦乐不均等弊政，并对失职官员严厉追责，强化司法执行的公平性。这些制度设计既注重日常监管，又通过层级监督减少司法腐败，反映了传统司法对狱政规范化的重视。

古人非常重视案件淹滞带来的司法问题。唐高宗曾经颁布《申理冤屈制》，规定：“其在外州县，所有诉讼冤滞文案，见未断绝者，并令当处速为尽理勘断，务使甘服，勿使淹滞。”唐高宗在诏令中明确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及时审结积压案件，体现了古代统治者对司法效率的高度重视。案件久拖不决不仅损害司法公信力，还可能引发更多社会矛盾，通过诏令形式强制要求快速结案，体现了古人提升司法质效的制度化努力。这种对司法效率的追求，是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重要特征，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但其核心理念对后世司法制度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五代时期的后汉隐帝在诏书中说：“政化所先，狱讼攸切，不惟枉挠，兼虑滞淹。”《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内外囚禁，从各路正官及监察御史廉访司以时审录，轻者断遣，重者结案，其有冤滞，就纠察之。”“勿使淹滞”是历代统治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后汉隐帝在诏书中将狱讼视为政教之本，既强调防止冤屈，又警惕案件积压，体现对司法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要求。元代的定期审录制度，则通过分级处理和纠察冤滞，构建一套兼顾效率与公正的案件管理机制。这些制度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司法效率观，既追求及时结案以维护司法权威，又注重通过复核程序保障审判质量。

案件处理期限包括一般期限和特殊期限。周代已有案件处理期限制度的萌芽，但正式形成于唐宋时期。案件处理的一般期限包括地方司法机关期限和中央司法机关期限两种。

对于地方州县审理案件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开始于宋朝。宋太宗曾下诏令：“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宋代首次以诏令形式明确划分案件审限，将案件按轻重分为40日、20日和10日三个等级，简易案件更要求3日内审结，这种分级管理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司法效率。明清时期则进一步细化规定，不仅明确结案和发配时限，还制定了严格的超期问责机制，根据延误天数和案件性质进行阶梯式处罚，甚至将司法效率与官员责任直接挂钩。这些制度设计既体现了对司法效率的重视，又通过量化标准和严厉追责来确保执行效果，有效遏制了案件积压问题。

《唐六典》同时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案件处理期限：“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小事五日，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狱案三十日，其急务者不与焉。”以大理寺在唐宋的审判期限变迁为例，《旧唐书》记载：“自今已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七日。”《宋史》则记载：“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唐代建立了分级时限体系，将案件分为大、中、小三类，分别限定30日、10日和5日的审理期限，奠定了案件期限管理的基础。此后，又进一步细化规定。这种时限的逐步收紧和程序优化，既保证了必要的审理时间，又通过量化标准有效防止案件积压，体现古代司法体系对效率的持续性追求，为提升案件处理效能提供制度保障。

这里主要指疑案、错案、重案。宋孝宗淳熙年间曾经规定：“诸路州军将应承受到疏驳再勘狱案，须管遵依鞫狱条限。如承受取会不圆情节，亦不得过会问条限。自今如有违滞去处，仰本路开具当职官吏姓名，申尚书省取旨，重作施行。”同时，也有因季节问题——严寒酷暑，出于矜恤思想的考量而规定案件处理期限的。例如，宋仁宗时曾规定：“自四月至六月，案有系囚者，减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案例断奏。”也有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在旱灾时实施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时：“诏应今日已前奏案所由官司，并减元限一半了当。以旱决留狱，而大理等奏案未下者尚多故也。”《大清律例》也对卑幼杀尊长、重大盗贼案件的期限作出规定：“卑幼擅杀期、功尊长；子孙违犯教令，致祖父母、父母自尽；属下人殴伤本管官弁；妻、妾谋死本夫；奴婢殴、故杀家长等案，承审官限一月内审解，府、司、督、抚各限十日审转具题……至杀死三命、四命之案，该督抚即提至省城，督同速审，其审解限期，悉照卑幼擅杀期、功尊长之例办理。”这些规定基于人道考量、人文关怀、伦理风俗，构建了案件办理的特殊期限制度。这些规定既坚持司法效率原则，又兼顾案件特殊性，通过分类处理的方式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反映了传统司法制度在期限管理上的精细化和人性化。

一是与中国传统司法的质效管理体系、责任追究机制相一致，通过“三个管理”要求权责统一，并通过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边界，如业务部门、案件管理部门与检务督察部门，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原则，确保责任清晰，避免责任空洞化。诚如古代司法官办案专业问责构建了司法管理的制度根基。这一机制确保每个检察官对自己办理的案件承担责任，同时通过严格的程序监控，确保司法过程中的程序公正。

二是古代“循名责实”，强调对照法定职责，包括案件处理责任，违背程序责任。通过设置初审程序、审判救济程序实现“庶狱庶慎”的价值理念，从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两方面实现案件监督，通过案件处理期限和司法效率构建了一套兼顾效率与公正的案件管理机制。“三个管理”并非孤立的管理手段，而是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整体管理框架。通过构建“业务管理现代化—案件管理规范化—质量管理实质化”的三位一体闭环管理机制，检察机关能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管理质量。

三是古代注重细化监督机制，对失职官员严厉追责，一些制度设计既注重日常监管，又通过层级监督减少司法腐败。责成机制要求以量化标准驱动司法质效，以硬性的考核压缩司法怠惰空间，结果问责可以聚焦终局责任同时肃明过程干预。现代意义上，责任是司法公正的基石，通过明确的权责清单，检察机关能够确保内部责任明确，并保证权力与责任相匹配。通过制定检察官职权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各职能部门和人员的职责，避免责任推诿和权力滥用。

四是古代司法认识到案件久拖不决不仅损害司法公信力，还可能引发更多社会矛盾，通过诏令形式强制要求快速结案，这种对司法效率的追求，是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古人提升司法质效的制度化努力。“三个管理”的核心目标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不仅要确保案件的公正性，还要注重司法过程中的程序公正和社会治理效能。检察机关通过从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等多个维度对案件进行全面评查，确保案件经得起各方面的检验，从而体现对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追求。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课题《中华法系历史溯源及当代价值研究》（23VLS021）、2026年度28圈 理论研究课题《中国检察学学科基础与概念体系研究》（CQJCY2026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张福坤，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注释及全文见《人民检察》202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