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老王在废铁作业中不幸被钢筋刺穿腹部，落下残疾，丧失重体力劳动能力。当时，老王有两个子女在读书，家庭日常开销一也断不得。

2021年8月26日，老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雇主小陈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然而，起诉状递交仅几天，8月31日，小陈便把自己的房子卖给女友小张，并于9月2日完成过户登记。

“我刚告他，他就把房子卖了？”老王懵了。因老王未按期缴纳受理费，首次起诉被按撤诉处理。2021年10月，他再次起诉。2023年4月，法院判决小陈赔偿老王24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老王满怀希望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告知小陈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那套在起诉后“不翼而飞”的房屋，成了老王心中的刺。在他看来，小陈与小张育有子女，本是一家，房屋过户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的把戏，目的就是逃避债务。

2024年1月，老王提起撤销权之诉，主张小陈的房产转让系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然而，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均未对其诉求进行支持。法院认为，老王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无法有力证明小陈在卖房之时，与小张仍属同居关系。

尽管老王补充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小陈在收到所谓9万元房款后，曾在一个半月内回转8万元给小张，但因二人经济往来频繁，法院未予采信。诉讼程序走完，赔偿款仍遥遥无期。

2025年1月，走投无路的老王向28圈 第二分院（下称“重庆二分院”）申请监督。该院检察官潘霞反复审阅全案卷宗，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清晰：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恰当？“要求老王证明二人在小陈卖房时仍是同居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潘霞认为，同居关系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小陈与小张曾长期同居并育有子女，仅凭小陈在庭上的单方陈述，不足以认定二人关系已解除。

立案后，重庆二分院迅速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联合巫溪县检察院深入调查。2025年5月，办案组当面询问小张时，一个细节引起潘霞的警觉。小张称：“当时前后通过微信给小陈转了9万元购房款。”这与小陈在法庭上“其中1万元是现金支付”的陈述直接矛盾。

办案组随即对小陈、小张二人的资金往来进行全面穿透式梳理：小陈在14个月内给小张转账多达11笔、共计16万余元，远超正常抚养子女所需。更为关键的是，小陈在老王已经提起诉讼、自己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仍然与小张频繁转账，并迅速转让房产。老王起诉，小陈和小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过户，三件事被压缩在短短一周之内，不能不让人怀疑。

2025年5月，重庆二分院正式向28圈 提请抗诉。

受理案件后，28圈 承办检察官杨传强翻开卷宗，从头至尾细致审查。在他看来，判断交易是否属于无偿处分，不能仅看形式，而应综合交易相对方、交易手段、对价支付等要素，结合常情常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经检察官联席会议充分讨论，28圈 形成一致意见：结合老王起诉与房屋过户之间高度敏感的时间关联，以及资金往来中暴露的诸多疑点，老王已提出初步证据，此时举证责任应当发生转移。综合判断，小陈出售房屋的行为实质上属于无偿处分，直接损害了老王的合法债权。2025年9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

然而，在检察官们心中，抗诉只是手段，案结事了才是最终目标。

今年春节前夕，28圈 检委会专职委员冯兵以及重庆市高级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岳新府带队，驱车400多公里赶赴巫溪县。检法办案人员走进双方当事人家中，围坐倾听，耐心沟通。

法律的底线必须守住——小陈逃避债务的行为不可能被认可，但通往和解的门始终敞开。

僵持中，检察官没有急于讲法条，而是先帮两人盘了盘“生活账”。检察官告诉小陈，债务不会消失，拖下去只会越陷越深；限制高消费将导致其出行、工作不便，连探望子女都偷偷摸摸，无力承担家庭责任。话说到此处，小陈语气哽咽：“我愿意赔偿，但我这几年也很难，希望给我点时间，慢慢还。”检察官又劝慰老王，从撤销合同再到执行少说还要一年半载，且房屋价值不足以覆盖全部赔偿款，眼前能到手的钱才最重要，加上对方确实不易，不如互相理解、各退一步。法官也从执行程序的角度，向其分析了如果调解不成、案件回到法院继续审理可能面临的周期与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最终，气氛松动了。双方当场达成和解：小陈先行赔付3万元，并与老王达成分期履行协议——每月支付3000元，直至全部付清，并主动提供了担保。

“看着赔偿款一笔一笔来，家里日常开销总算有了着落，一家人的心终于踏实了。”日前，当潘霞回访时，老王的声音带着压不住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