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坤：在新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知识产权的侵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是知识产权侵权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复杂化。除了传统的侵权形式，比如对著作权、专利商标的侵权之外，新涌现的AI技术对于专利作品的“洗白”，还有图片的自动生成等等，都属于新的侵权形式。

第二是侵权技术手段更加隐蔽，扩散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由于一些新技术比如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办案中有时难以判定侵权行为是谁实施的，尤其是侵权行为发生在境外的情形更难追踪溯源。同时由于互联网传播的速度，一起侵权行为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

第三是侵权的碎片化，比如一些视频、歌曲的片段化截取造成的侵权，其边界更加模糊。

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难点。

一方面是证据很难固定，因为电子的证据材料很容易被篡改，维权的难度就比较高。

另一方面是取证的成本加大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时一个案件当事人的取证成本，最终高达他获得赔偿的50%甚至以上，这会大大降低受害人、被侵权对象维权的信心。

最后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和法律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技术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法律无法实时更新。在处理这些侵权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往往发现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所以这也为维权带来了新的困难。

陈友坤：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重庆检察机关这些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检察机关的做法我也了解较多，我觉得他们有这么几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2022年的时候只有100多件，2023年就达到了300多件，去年已经超过了400件。

二是办案效果越来越好，近三年办理的案件中有6件获得了省部级以上表彰。

三是联动机制更加完善。比如行刑的衔接，还有川渝知识产权保护的协作和联动也做得非常好。

四是28圈 在知识产权办案力量的配置上很强，在全国检察系统率先实现了在三级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人员达到了300多人。

陈友坤：知识产权的保护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新的这样一种技术条件下，又呈现出前面所说的一些新的特点，这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我个人有这样几点建议。

一是我们检察机关应该进一步完善“一案四查”的机制，通过刑事、行政、公益诉讼、民事检察以及行业的治理多管齐下，共同来保护知识产权。

第二就是采取更多的先进的技术，来迎接新的挑战。

第三就是建立更加科学的联动机制，尤其是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方面，能够多开展一些司法协作。如果能够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家专利的互认机制，对于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保护无疑意义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