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圈

故事得从2017年讲起。那时，王某某与邱某某合伙注册成立了甲公司，打着注册会员销售珠宝的幌子实施非法集资。2019年12月，两人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和九年六个月，同时，法院判决没收该案的非法所得。

时间来到2022年6月，南岸区检察院在开展刑事裁判涉案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专项工作时，发现法院在执行王某某、邱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没收非法所得时，以“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公安机关明明冻结了1600多万元的涉案财产，为什么法院执行部门却说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眼前这奇怪的情况，检察官纳闷不已。

“就案卷材料反映的情况来看，明明是有可以执行的非法所得，问题出在哪里？”对此，该院检察官立即向法院了解情况。

“判决书仅载明没收非法所得，却没有明确非法所得的具体范围，目前在案的1600余万元资金是不是非法所得不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开展执行。”执行法官向检察官反映。

原来，由于该案案情复杂、涉案财物众多，加之有案外人员主张部分冻结资金属于个人合法收入，在案财产权属情况复杂，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明确非法所得的具体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规定，执行机构发现本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应书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以及《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

“法院执行部门发现该案判决书执行内容不明确后，未书面征询审判部门意见，便裁定终结执行，而法院在判决书中仅概括叙明财产性内容，未另附清单予以明确，均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官表示。

于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并就如何解决审判与执行中的堵点问题提出建议：“判决书中有关财产性判项不明确、不具体，但判决本身并没有错误、遗漏，因此不需要另行判决或裁定，可以依据司法解释，通过另附说明的形式予以明确。”

2022年8月22日，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通过内部移送清单的形式明确了非法所得的范围，确认目前在案财物中除40万元属于案外人刘某合法财产外，其余1645万元系非法所得，应当予以没收。

同年10月，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执行裁定，将刘某账户中的40万元予以退还，其余1645万元依法划拨至法院执行账户。

可到了2024年8月，检察官在跟踪监督过程中又发现了新问题：“为什么先前划拨到法院执行账户的1645万元非法所得，还一直留在账户上，没有依法上缴国库呢？”

“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账户的非法所得应当及时上缴国库。”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监督函，建议将这笔非法所得按时上缴国库。2024年12月，法院按照规定将这1645万元涉案资金上缴国库。

“有了这项‘内部移送清单机制’，今后在开展刑事判决涉案财产执行时，方向更清晰了，执行质效也能得到大幅提升。”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执行问题，检法两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长效机制，就如何解决刑事判决涉案财产执行难题、堵点问题达成共识，以保障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依法开展，切实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