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区检察院基层立法联系点墙上，一组数字格外醒目：43个信息采集点、101名立法信息员。这张像毛细血管一样铺在万州的城镇街巷、田间地头的“网”是检察官李仕举和同事们从三个问号里，一趟趟跑出来、一轮轮磨出来的。

联系点刚揭牌那阵，如何让建议“收得上、理得清、转得出”？李仕举思考了许久。

他和同事们搭建“1+3+N”民意收集网络，以联系点为“主干”，串起“春雨连心”代表联络站、春雨工作室、专家咨询库三条线，连接起覆盖全区的信息采集点和立法信息员。他们还打通微信公众号、12309检察服务平台、“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控告申诉窗口、征询意见箱等多元端口，把“线上+线下”“书面+当面”“定向+随机”“常态+专项”信息征集方式融为一体，把民意收集的触角伸到了库区各个角落。

针对法规草案，联系点还多次召开立法征询会。检察干警走进重庆三峡科技大学、社区和律所召开专题征询会；拉着区工商联“法治会客厅”，请来30多家民营企业、商会代表共议法治；还向知识产权专业人士、高校教师“点对点”约意见。立法征询的台子上，坐着的不只有专家，还有普通群众。

“以前觉得立法是很远的事，现在能在‘家门口’说上话，还能被认认真真记下来，这感觉不一样。”一位参加过征询的社区居民说。

李仕举介绍，梳理把关后的建议，按程序直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规吸纳情况、条文变动，再原路反馈到信息员和建言群众手中。群众“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回音”。

接收任务—解读学习—征求意见—整理汇总—专家咨询—报告上报—反馈结果—档案管理，循着“八步”工作法，万州区检察院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行一年多，累计承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交办的21部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任务，上报修改意见542条，其中18部法规已公布施行、54条意见被立法机关采纳。

“在校的孩子，有学校管束、家长监护，双重力量保障；可那些早早辍学、闲散在家的未成年人呢？脱离校园监管、缺少家庭看管，长期游离在管控之外，这些未成年人正是违法犯罪的高危群体。只靠单个部门治理，力量有限，必须压实各方管护责任，精准划分群体，分类施策。”一次基层座谈上，王明充满忧虑的一段发言，让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在座基层干部纷纷点头，对这一治理痛点深有共鸣。

调研越深，王明越坐不住。他琢磨着，得从立法上把这块短板补上：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区分在校和非在校，集合各方力量，各自制定监管举措。思虑成熟，他把这份建议郑重递到万州区检察院“春雨连心”代表联络站。接待的检察干警当天梳理成册，依流程移送联系点。

恰在此时，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公开征集意见。李仕举翻开意见储备库，王明的这条建议一下跳了出来。他随即召集工作专班开了一场建议研讨会，经过一番头脑风暴，大家认为，管住孩子的不良行为，光靠政府、学校、家庭还不够，得把社会公众的力量也激活。就是在这次研讨碰撞中，一条立法意见最终成型——“赋予社会公众制止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权利”。

2026年7月30日，《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经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这条立法意见被写入条例第32条。

一份调研思考，落地成为地方性法规里实实在在的条文，一条民意从街头巷尾经立法“直通车”直抵立法机关。拿到条例文本那天，王明反复品读第32条的规定，难掩激动：“真没想到，咱基层的一句话，真能变成法！”

在万州，立法征询与普法宣传被拧成一股绳：群众来提意见，顺带学习法条；检察官宣讲法律，顺手收来了民声。

每一场联系点进社区立法征询会，检察官先开讲——把要征求意见的法规草案一条条掰开揉碎，讲清立法背景、讲透条文本意。居民围坐提意见，“您提的这个诉求，其实对应草案里这一条……”话音落下，群众的意见不再是“凭感觉”，而是“对着法”。

光讲条文还不够，万州区检察院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还把办理的典型案件转化成普法教材。2026年4月底，万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刘晓东走进辖区老年大学、乡镇集市收集民声，还结合一起假冒“花麒”驼奶粉案手把手教老年人辨别商标真伪。

2025年5月至6月，《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万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袁福庆结合张某、丁某假冒“花麒”驼奶粉案暴露的展会监管短板，针对草案提出优化建议，建议细化参展主体材料核验、投诉处置、档案留存等要求。条例吸纳相关合理内容，扩大展会知识产权监管覆盖范围。此外，该院提出的其他方面17条建议也被吸纳进条例。针对办案发现的基层治理难题，提出建议，推动立法，实现办案、治理、立法有机贯通。

一趟立法直通车，载着民意，直达立法机关，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库区落地生根。